“那天等我到了蓉城之后,剧务就把我接到剧组去了。
那是在西岭雪山脚下,气温有零下三四十度,我一去就过敏起了满脸的红疙瘩。
这还不算什么,总归是能克服的。
但是过了年赶工的时候,有一天收工晚了,错过了下山的最后一班缆车。
当晚又刮起了大风,待在山上一夜肯定会被冻死,但坐缆车下山也不安全,人家不愿意承担责任。
最后导演和副导演瞒着大家跟人商量,定下了个协议,说我们如果出了意外不怪他们,人家这才同意开通缆车。
“那天等我到了蓉城之后,剧务就把我接到剧组去了。
那是在西岭雪山脚下,气温有零下三四十度,我一去就过敏起了满脸的红疙瘩。
这还不算什么,总归是能克服的。
但是过了年赶工的时候,有一天收工晚了,错过了下山的最后一班缆车。
当晚又刮起了大风,待在山上一夜肯定会被冻死,但坐缆车下山也不安全,人家不愿意承担责任。
最后导演和副导演瞒着大家跟人商量,定下了个协议,说我们如果出了意外不怪他们,人家这才同意开通缆车。